2017-04-03

血色神州——五代十国纪事数风流人物，还看盐贩二

那时贩盐之所以违法，是有经济方面深刻背景的。
　　
在大唐帝国，除掉两税，盐铁专卖就是朝廷最大的收入进项了，而其中又以食盐专卖最为重要。毕竟铁是耐用消费品，比如说吧：一把菜刀只要保护得好一点，爷爷传给儿子，儿子传给孙子，孙子传给重孙子，那也不是不可能的；人不能不吃盐，而一袋盐巴，够吃多久？一旦对它实施垄断经营，就像中石油和中石化，还能不财源滚滚，赚个盆满钵满乎？比如说吧，就在乾元元年（公元758年）食盐专卖刚开始执行那一年，盐价就由专卖前的每斗十文上涨为每斗一百一十文（到唐后期涨到每斗三百文以上，而且请注意：铜钱不是美元，它不那么容易大幅贬值），这是多么巨大的利润空间啊！（我想，假如水资源不是这样多，这样易得的话，大唐帝国很可能会出台“饮用水专卖制度”。）
到代宗大历年间，帝国在食盐专卖上取得的收入达到顶峰，每年六百万贯（理论上一千文铜钱为一贯），号称“天下之赋，盐利居半”！当然，这是古人写史时常用的夸张手法，并不属实。据《通典赋税下》记载，德宗建中年间，两税收入总额是：钱三千万贯，粟一千六百万斛。按一般粟一斛一般合钱五百文算，总计三千八百万贯，盐利收入只相当于两税的15.8%。
到如今，垂垂老矣的帝国早已半身不遂，对不少藩镇失去了控制，根本不能从那些地方收到一分一文。即便是那些仍然听命于中央的藩镇，为应对内外的威胁，也多数卷入了不见尽头的军备竞赛，收到的捐税供养自身都不容易，实在没有多少盈余能上缴中央。正常的两税征缴正变得越来越困难，税收收入不断减少，与此对比之下，只要控制了少数产盐地，就能坐地收钱的食盐专卖制度，由于征收成本低，操作难度小，下降幅度也相对要小一些，其优越性越加明显。
如宣宗大中七年（853年），朝廷总收入只剩下九百二十五万余贯，其中两税五百五十万余贯，茶酒税八十二万余贯，盐利二百七十八万余贯，盐利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30%，已上升到两税的50.5%。
美中不足的是，制盐业不像航空航天，并不是一个技术门坎很高的行业，巨大的利润空间加上复杂程度有限的制作工艺，必然会给政府创造出海量的私人竞争者。显然，假如百姓能买到便宜的私盐，就不会选择昂贵的官盐，这不是靠一纸法令就能真正制止得住的。一个前途远大的朝阳产业——私盐贩因此应运而生。他们的经营活动，重创了帝国政府的盐利收入。
　　
帝国政府对有人敢从自己盘中夺食，自然会感到分外不爽。想想看吧，在我们州官放火的时候，竟然有百姓点灯？反了你的！钱帛攸关（白银差不多是在唐朝中期进入流通领域，成为交易货币的，不过因为数量不足，唐朝的流通货币仍以铜钱和绢帛为主），是可忍，墪不可忍？
因此，帝国政府不断出台对制贩私盐惩治办法，对盐贩的打击力度私毫不逊于今天各国政府打击毒贩。据《新唐书食货志》记载： “一斗以上杖背，没其车驴，能捕斗盐者赏千钱；节度观察使以判官、州以司录录事参军察私盐，漏一石以上罚课料；鬻两池盐者，坊市居邸主人、市侩皆论坐；盗刮鹻土一斗，比盐一升。”最严厉时，私自制贩盐达到一石（约合53公斤），即可处死！
　　
不过，仅靠这些，就能禁绝私盐，让官府独享盐业盘中的那块大蛋糕了吗？